陈麟阁， 不要将自己所处的历史的片刻，错当成是永恒。 查看知乎原文 上古汉语本土的第一人称代词有七个：吾、我、卬、余（予）、陽、朕、台（yí）。它们的源流大致如下： 吾 ŋˤa 是第一人称代词最基础的形式，直接继承自原始汉藏语的第一人称代词 ŋa（Matisoff 2003）。 在原始汉藏语或原始汉语时期，ŋa 与系词 way 发生了合音，产生了强调式变体 ŋa-y，对应上古汉语的 我 ŋˤajʔ。 在原始汉藏语或原始汉语时期，部分人称代词经历了鼻音增生。吾 ŋˤa 产生了鼻音变体 卬 ŋˤaŋ。同理的还有第二人称代词 汝 naʔ > 戎 nuŋ。 在原始汉语时期，近指示词 la 语法化为第一人称代词 余 la / 予 laʔ，后者通过鼻音增生产生了变体 陽 laŋ。 在原始汉语或者前上古时期，领语位置上的人称代词因为重音在后而发生了弱读和央化（Schuessler 2007）。这使得 余 la / 予 laʔ 产生了央化变体 台 lə，陽 laŋ 产生了央化变体 朕 lrəŋ[-s]。同理的还有第二人称代词 汝 naʔ > 而 nˤəʔ / 乃 nəʔ，远指示词 渠 ga > 其 gə。 上述代词、指示词及其变体如下表所示： 代词 基式 央化式 1 单 余 la / 予 laʔ 台 lə 1 单 -ŋ 陽 laŋ 朕 lrəŋ[-s] 1 单 吾 ŋˤa — 1 单 -ŋ 卬 ŋˤaŋ — 2 单 汝 naʔ 而 nˤəʔ / 乃 nəʔ 2 单 -ŋ 戎 nuŋ — 远指 渠 ga 其 gə 远指 -ŋ — — 在如今大多数汉藏语中，ŋa 都充当着主要的第一人称代词，如藏语拉萨话称 ŋa，缅语称 ŋà，彝语称 ŋa，独龙语称 ŋa。按照语言正常发展的轨迹，吾 ŋˤa 本应成为现代汉语主流的第一人称代词，但事实上，一个形式略有不同的 我 ŋˤajʔ 流传了下来。这背后的原因有三个： 晚商之前，新兴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“余”压缩了“吾”的生态位； 从晚商到西周，“我”作为“吾”的强调式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生态位上得以存续； 东周以来，“我”通过“强调式更新”和“复数窄化为单数”两个机制战胜了其他第一人称代词，成为主流的第一人称代词。 一、“吾”的衰落 Sagart（1999）根据 Djamouri（1997）的分类与断代制作下表，显示上古汉语的代词存在单复数分工： 人称 晚商 西周 东周 1 单 余 la 余 la 吾 ŋˤa 1 复 我 ŋˤajʔ 我 ŋˤajʔ 我 ŋˤajʔ 2 单 汝 naʔ 汝 naʔ 汝 naʔ 2 复 — 爾 ne[r]ʔ 爾 ne[r]ʔ 从实际的语料来看，晚商甲骨文中的主流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 余 la。商王用它来自指： 庚寅卜，王：余燎于其配？（《英藏》1864）——我要为他的配偶举行燎祭吗？ 乙酉卜，王贞：〔某〕不余其见？二月。（《合》20391）——（他）不会来谒见我吗？ 羌甲求（咎）余？（《合》1803［宾三］）——（先王）羌甲会加害于我吗？ 我 ŋˤajʔ 则经常用于指代商朝本国，相当于第一人称复数“我们（国家）”： 丙子卜，韦贞：我受年？二告。（《合》5611 正）——我们（国家）会丰收吗？ 土方征于我东鄙，哉二邑。（《合》6057 正）——土方入侵我国东部边境。 卜问丰收的“受年”是针对邦国土地而言的，而“我东鄙”是“我”修饰“东部边境”的领属关系。两处的“我”都指“商朝”这个国家。这是“余”所没有的功能。 而后世写作 吾 ŋˤa 的这个第一人称代词，不见于甲骨文，也没有被表记为其他字的用例。殷商时期书面与口语尚未分离，卜辞基本反映当时的语言（尹洁 2023），如“戊戌，永贞，今日其夕风?”，语气自然、口语意味极强。因此“吾”的缺席应当表明当时第一人称代词的生态位主要是由“余”承担的。那么它的来源是什么？又为什么能取代从原始汉藏语继承的“吾”？ 关于“余”的词源，由于藏缅语中没有形式类似的人称代词，学界基本不认为它是直接从原始汉藏语继承来的。那么它从何而来？ 笔者个人认为 ，它是原始汉语时期由近指示词语法化而来的新兴人称代词。相同形式的近指示词在藏缅语的 Tani 语支、中部 Naga 语支、Karbi 语支和 Bodo-Garo 语支也存在。在 Bodo-Garo 语支的 Deori 语中，la 与 ba 分别为近指示词和远指示词，主要用作定语。ba 在音韵上和功能上都与上古汉语的远指示词 夫 [b]a、彼 pajʔ 极其相似，并且与它们一样引申出了第三人称代词的功能（Brown 1895）： ba jupo-yo chiti chu dui na? 那 树 -GEN 果子 好 COP Q “那棵树的果子好不好？” ba Tezpur-chápi khoi. 他 Tezpur-ABL 来 “他从 Tezpur 来。” la 的语法化程度则不及 ba。不充当定语时，必须与名词化后缀 -shi 结合才能充当主语。“la-shi”相当于“这个”： la mushu meba, ba lipedru ketenga. 这 牛 肥 那 羊 瘦 “这头牛肥，那头羊瘦。” la-shi a-yyo nyá. 这 -NMLZ 1SG-GEN 房子 “这个是我家。” 这样的分工暗示 la 的本职是近指示词，而晚商的“余”是其语法化的结果。从跨语言的角度看，近指示词容易发展为第一人称代词。韩语提供了一套演变中的平行案例：现代韩语以指示词 i（이，近指）、ku（그，中指）、ce（저，远指）分别与处所名词 eki、kos 或方位名词 ccok（쪽）、phyen（편）结合，派生出跨全部人称的指称形式（Siriwittayakorn & Rhee 2025）。其中近指的 yeki 本义为“这个地方”，可直接指说话人： Ney, yeki chengca twu kap-man cwu-sey-yo. 是，我（＝这个地方） 青瓷 二 盒 -FOC 给 -HON-POL “是的，请给我两盒青瓷烟。” 中指的 kuccok 指听话人或第三方，而凡带远指 ce 的形式则只能指第三人称。Siriwittayakorn 与 Rhee（2025）对此的解释是：近指示词的语义锚点是说话人自身，指称范围仅限于此，故指代第一人称。远指示词只能指称离说话人、听话人都远的实体，故指代第三人称。日语中 kochira／sochira／achira 本是近／中／远指的方位指示词，后用作第一／第二／第三人称代词，也是同理。Deori 语的 ba 已经演化出了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，la 则仍为近指示词。上古汉语的情况可能恰好相反，余 la 先语法化为人称代词、将“吾”的地位边缘化，而远指的“夫”“彼”一支则较晚才发展出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。 那么为什么与“吾”同出一源的 我 ŋˤajʔ 得以存续？ 二、“我”的存续 从词源上看，“我”是“吾”的强调式。根据 Matisoff（2003），我 ŋˤajʔ 的韵尾 -jʔ 是一个语音上已经弱化的强调成分，其独立成词的同源词是上古汉语的焦点标记 唯 ɢʷij（甲骨文中字形为“隹”“叀”“惠”），而这个 唯 ɢʷij 又来自原始汉藏语的系词 way。 在原始汉藏语或者原始汉语时期，由于基本语序为 SOV，系词 way 总是位于句末或被强调成分的右侧。当这个系词作用于第一人称代词 ŋa 时，会构成“ŋa＋way”的强调结构，即“（正）是我……”。而后系词 way 弱化为 -y，与 ŋa 合音，得到 ŋa-y。至晚商时期，这个强调式演变为 我 ŋˤajʔ。没有依附于人称代词的 way 以焦点标记 唯 ɢʷij 的形式继续存在，但是因为汉语语序 SVO 化的缘故，它被移到了被强调成分的左侧，如甲骨文中的“隹 + 施事”和“隹 + 受事”强调句： 隹王自征。（《合》7618）——是王亲自征伐，强调“王” 王叀龙方伐。（《合》06476）——王要征伐的是龙方，强调“龙方” 唯 ɢʷij 的焦点标记用法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。从战国开始，“唯”开始转变为范围副词“只有……”，也就是现代汉语“唯有”一词的前身。焦点标记的用法从口语中消失： 父母唯其疾之忧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——父母担心的是子女的疾病，强调“其疾” 且曰：“吾已，无为为善矣，唯夫子知我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）——只有夫子您了解我，范围副词 除了第一人称代词以外，强调成分 -j(ʔ) 也见于其他功能词，包括上文提到的远指示词 彼 pajʔ。从语气来看，这些功能词中，带 -j(ʔ) 的变体都强于基式： 词类 基式 带 -j(ʔ) 式 第一人称代词 吾 ŋˤa 我 ŋˤajʔ 远指示词 夫 [b]a 彼 pajʔ 指别疑问代词 胡 [g]ˤa 何 [g]ˤaj 否定词 無 ma 靡 m(r)ajʔ 推测 / 反诘语气副词 其 gə 豈 C.qʰəjʔ 而这种“基式 / 带 -j(ʔ) 式”的对立不是上古汉语内部的孤立现象。据 Matisoff（2003），系词 way 在许多藏缅语里都与人称代词、疑问词、体标记等功能成分融合，留下了成对的反映： 词类 基式 带 -y 式 第一人称代词 ŋa > 藏语 ŋa、Nung ŋa、缅语 ŋa、拉祜语 ŋà ŋa-y > 景颇语 ŋāi “我”、Meithei ei “我”、Lushai ngei “自己” 疑问语气词 la（yes / no 问句末，相当于“吗”）> 缅语 lâ、Newar lā la-y（wh- 问句末）> 缅语 lê、Newar le 起始体标记 sa（表第一人称的意图、将行）> 拉祜语 šā sa-y（动作尚未发生、未进行到底，或有先决条件）> 拉祜语 šē 指别疑问代词 ka > 拉祜语 qhà “哪个、什么” ka-y > 拉祜语 qhe “像、如此”、qhà-qhe “怎样” 事物疑问代词 ba ⪤ ma > 缅语 bha、拉祜语 à-ma、Dimasa ba-ra “哪里”、ba-khali “何时？” ba-y ⪤ ma-y > 缅语 bhai-hma “哪里？”、bhai-lok “多少”、bhai-su “谁”、bhai-kui “往哪” 当强调式产生后，“吾”和“我”开始被视作两个不同的词干，并逐步通过异干互补分化为单数和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。所谓异干互补，是指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，由两个或多个来源不同的词干分别承担，好比英语动词 go 的过去式 went 是来自古英语的另一个动词 wendan，跟 go 没有直接的屈折关系。在上古汉语的情况中则是第一人称复数用“我”、单数用“余”。关于人称代词的单复数互补，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： 原始汉语真是屈折语吗？ - 陈麟阁的回答 - 知乎 原始汉语真是屈折语吗？ （此文更新于 8 月 29 日，增补了音韵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内容。针对读者反馈的费解之处，添加了更加详细的论述。篇幅由 1.8 万字增加至 6.6 万字。） 一旦“我”被确立为第一人称复数，而单数的生态位先后由“余”占据，那么“余”和“我”就分属不同的数，形成了稳定的互补分布，不再像“吾”“我”那样构成竞争关系。所以在晚商到西周这段“余”主导单数的时期，“我”凭借复数的生态位稳定地保存了下来。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。比如日语的第一人称 ware “我”本来可以单指自己，如今单数用法已被 watashi、boku、ore 等新形式取代，只保留在庄重语体里。但是其复数形式 wareware 一直沿用至今，常见于演说和公文。旧形式在高频的单数位置上被排挤、却在复数位置上保留下来，正是“吾”“我”这两个代词所经历的。而这样的分工也为东周以后“我”重新进入单数、取代其他人称代词奠定了条件。 三、“我”的兴起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，一门语言人称代词的更替呈现出两个常见的趋势：其一是强调式取代基式，其二是复数形式取代单数形式。“我”既是“吾”的强调式，又充当第一人称复数，恰好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。 其一，强调式取代基式。语气较重的强调式之所以会取代语气较轻的基本形式，Haspelmath（1999）给出的动因是“张扬准则”（Maxim of Extravagance），即说话人为了引人注意，偏好使用新兴的表述方式。当这类说法在群体中扩散、变得高频后，便失去当初的语用醒目性，降格为中性的常规形式，原有的常规形式则被取代。强调式正是这样一种“张扬”的说法：它原本带有额外的强调义，反复使用后强调义被磨蚀，于是蜕变为普通形式，顶替了原来的基式（Haspelmath 1999: 1062）。 英语反身代词 himself 的产生，就来自这个机制。现代英语的反身代词 himself 是古英语人称代词 him 与强调成分 self 融合的结果。在古英语中，self 是一个独立成词的强调性反身成分（emphatic reflexive element），相当于“（他）本人”，可独立充当主语： Selfa ne dorste 本人.NOM NEG 敢.PST.3SG “（他）本人不敢”（Beowulf 1468） 也可以紧跟人称代词构成同位结构，表示“他本人”： swā hē selfa bæd 如 3SG.NOM 本人.NOM 嘱.PST.3SG “正如他本人所嘱”（Beowulf 29） 而现代英语里反身代词 himself 的功能，在古英语中用光杆的 him 实现： þonne bið on hreþre under helm drepen biteran stræle —— him bebeorgan ne con 于是 COP.3SG 上 胸.DAT 下 头盔.DAT 击中.PST.PTCP 利.DAT 箭.DAT —— 3SG.DAT 防护.INF NEG 能.PRS.3SG “于是，在头盔之下，他的心口被一支利箭射中——他无法防护自己。”（Beowulf 1745–1746） 此后，self 作为强调成分的用法退出了口语。现代英语中 self 只能充当前缀（比如 self-aware “有自我意识的”）或者名词（inner self “内在的自我”），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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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：2026/10/19 07:12:38